为什么富人的“闲钱”无法投资、消费？史帆认为，站在企业家的立场，只要投资能够带来足够的能覆盖风险的预期利润，项目就是可行的；而如果预期利润不够，那么即便其他条件再优越，也不可能进行投资。预期资本回报率是决定是否投资的关键因素。

通过对西方社会长达百年的数据搜集，得出一个结论：全社会的资本回报率(ROE)总是比经济增速高4%左右。这本质是因为资本承担了经营风险，其回报必然要在社会平均回报的基础上增加风险溢价。这一规则也限定了资本回报率下限，极限情况下即便社会经济增速为零，资金成本为零时，投资也必须覆盖风险溢价(约4%)。

另外，GDP从收入法上看可以简单分拆为资本收入和非资本收入。如果一直采用投资拉动型经济，资本存量上升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速，只能使得要么资本收入同步扩大，于是非资本收入占比缩小；要么资本收入占比大致不变，于是资本回报率下降。

由于资本回报率一直高于经济增速，而这些资本收益通常都会进行再投资，这些超额的再投资使得资本回报率一直呈现稳定的逐年下滑的趋势，到2020年时，世界主要经济体资本回报率基本已经下降至4%左右，于是投资将无法持续。收入流入资本收益者手中后无法像以往一样通过投资返回经济体，于是出现了广泛的需求不足。而这些需求不足只能够通过政府赤字带来的需求才能够使得经济供需达到平衡。这也就带来了自08年以来世界各国飞速上涨的政府债务。而一旦任何国家试图降低财政拉动经济的力度，由于资本收益者无法投资而形成的缺口就会显现出来，导致经济进入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这一状态下，资本作为整体仍有4%左右的平均收益率，任何新的投资由于资本回报率无法继续下降，只会将旧的投资挤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政府的投资都无法真正提升社会资本存量，社会在此时达到了某种负面的静态“均衡”状态，史帆称之为“静态陷阱”。日本曾经陷入的停滞的三十年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历史上人类曾经靠战争、净出口稳定上涨以及科技突破走出静态陷阱。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走出静态陷阱的方法也需要结合现实情况不断更新，才能落地见效。

现有经济框架下，世界上主要经济体资本回报逐年下降，最终跌入“静态陷阱”是一种历史必然。通过由国债支持的财政赤字可以延后危机爆发，但最终只会使得危机爆发时更为猛烈。要解决问题，必须对当前经济运行模式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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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如何重启经济高增长，“国股民营”或能破局。

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将资本收益中无法投资、也无法消费的部分重新引导回经济体。而这在私有制下是无法自发实现的，唯有通过某些形式的公有制。在新的时代，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的分离以及资本所有者与投资决策者的分离的情况下，用公有资本代替资本所有者，而保留企业经营者和投资决策者的位置不变，实行“国股民营”这样一套公有+市场的模式，能够实现将资本收益中超额的部分良好的重新导回经济循环，实现经济完美闭环。

国股民营是基于理论推导与现实形势结合而提出的具有建设性的破解经济困境的路径。简而言之，就是在一个满足1.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的分离，2.资本所有者与投资决策者的分离，类似美国资本市场的成熟资本市场中，将资本所有者从个人置换为公有。由此可以将上述企业收入必然大于其所有者投资+消费的部分盈余金额引导回经济循环中。这样股票购买式公有化并不会改变市场运行状态，降低市场效率。在中国市场中，当期需要为让资本市场达到上述两个条件，如完善市场化奖惩机制等。长期而言则需要由政府介入，对企业组织模式进行创新，评估改革风险及成本，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本文观点出自《破局：需求不足的成因及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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